内蒙女官员因外表打扮挨批：中国女性在当前政治风气下为何左右为难
发布时间:2022-11-12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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烫得整齐的波浪卷发、干净大方的妆容，配上黑色西装丶黑色耳环和黑色红边丝巾内蒙古一名女高官这身端庄造型，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56岁的李少莉是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
烫得整齐的波浪卷发、干净大方的妆容，配上黑色西装丶黑色耳环和黑色红边丝巾——内蒙古一名女高官这身端庄造型，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56岁的李少莉是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副局长，该市近日疫情爆发，她出席疫情防控记者会时宣布消毒政策，患者家中的床品及冰箱食物要按医疗废物处理。
有关政策引起公众哗然，但中国网民的不满情绪很快聚焦在李少莉身上，除了批评她手指着稿子发言过于生硬，也指她身上的耳环和丝巾疑似是奢侈品牌梵克雅宝和爱马仕产品，售价分别为3万和4000元人民币，有“贪腐”之嫌，当地纪委部门表示已介入调查。
除了她的服饰穿搭，舆论更针对她“太精致”的外表作出各种猜测，指她一副“科技脸”，有刀割双眼皮，纹了眉毛、眼线，皮肤是靠医美维持的。
政治风气转变？
“对这位女性官员着装的批判，很符合现在政治风气，”中国女权学者、多伦多大学语言研究系助理教授郭婷对BBC中文说。 “回到传统文化价值，不至于回到毛时代，但很强调社会主义。这次刚好就是在这一次非常性别化的政治局形成后，就出现这样的新闻。”
中国共产党公布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名单，24名成员中“竟无一人是女儿”，打破了过去20年都至少一名女性“入局”的惯例。
郭婷指出，中共“二十大”带出的方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三年前，带有国家资本和政治色彩的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被捕，媒体纷纷关注她的名牌服饰，甚至有专门的公众号去写她是“孟公主”，赞美她珠光宝气。而在更早之前，第一夫人彭丽媛的造型也备受瞩目，很多官方媒体和自媒体分析她的穿搭。 但随着政治风向转变和疫情后经济转差，郭婷说现在已看不到以物质为基础、以女性外表为媒介的意识形态表达。 “几年前，女性的外表，着装上、物质上的精致程度，被视为国力和女性力量的体现，但这个后来就淡出了，现在转变成是腐败和堕落的象征。”
女官员的“双重负担”
在李少莉外表引发争议翌日，内蒙古当局迅速换人主持记者会，改由另一名女官员张晓莺发言。她是当地教育厅体育卫生艺术与劳动教育处副处长，出镜时头发梳起，不施脂粉，戴着大框眼镜，身上没有任何配饰。
但网民对此朴素造型仍不满意，有人批评“这女的怎么看上去这么邋遢呀，头发像几个月没洗似的”，也有人表示“很讨厌不注重仪表，不自律的人”、“不好意思，我只爱看精致的女人”、“先是侮辱我的智商，现在侮辱我的眼睛”。
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课程讲师黄钰萤博士向BBC中文表示，这反映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参与公共空间的困难。 “男性政治人物的身体是无性别的（neutral），性别是隐形的，但女性的身体是有性别的，永远会受注视和攻击。”
她指出这个现象的普世性，在西方，美国的佩林参选副总统时穿搭备受关注，德国的默克尔多次穿同一套低胸晚装被批“太环保”，英国前首相文翠珊（特雷莎‧梅）戴什么项炼也成为话题。而在亚洲，弯湾的蔡英文打扮平实被指“显得国家穷”，香港的叶刘淑仪屡被攻击发型和身材，韩国的朴槿惠被指整容。 “男性政客顶多被嘲笑是垃圾桶，不会被人侮辱他的性器官或长相，没有人会说一个人太帅或太丑不能当总统。但女性政治人物的身体和性别，永远是可以被攻击的点。”黄钰萤说。
她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要承受双重负担（double burden），必须是及格的员工，同时又是及格的女性，“你不能又老又残，不能婚姻破裂，不能永远穿同一套衣服，但又不能花姿招展或者太性感，要求很多”。
有时候，女性特质是“加分”的优势，却随时会变成被围攻的软肋。从旧照可见，内蒙官员李少莉一向打扮精致，有“最美女副局长”之誉，但同一副妆容和发型在疫情记者会惹起公愤。黄钰萤直言：“什么时候要突出女性特质，什么时候要隐藏？这条界线很模糊，女性官员很难做人，人人自危。”
女性沦“替罪羊”？
在严格的防疫封控政策下，中国民众生活大受影响，怨声载道，此时李少莉的表现和外貌受到千夫所指，学者郭婷形容是“替罪羊”现象。
她解释，女性在父权体制下要不被物化，要不被妖魔化，把社会问题的责任转嫁给女性。 “远的有欧洲猎巫，法国大革命怪罪玛丽王后，清朝覆亡归咎慈禧，近一点的有郭美美事件，中国红十字会本来就很多问题，但郭美美成了替罪羊。” 疫情下中国经济陷入衰退，黄钰萤博士预料中国女性将进一步受打压。 “经济不景，男性一直以来可以自我实现的神话幻灭了，他们就会深深质疑自己的男性特质，这时候会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转而消费令他们舒服、可以安抚到他们传统男性ego需要的女性形象，要么就是仇女。”
她指出，全球各地都有这种先例，例如二战后的美国政府着力推动回归传统文化，鼓励女性回到家中当主妇，认为性别分野可以慰藉男性的心灵。在日本，八九十年代经济泡沫爆破后，流行文化中就出现如早安少女组（或称Morning娘）的少女组合，符合男性眼中温柔、服从、性感、容易消费的女性形象。
韩国如是，近十多年经济进入瓶颈，向上流动的阶梯已失效，一方面大量女团兴起，另一方面厌女浪潮越来越高涨，甚至公然仇女的总统也能上台。黄钰萤说：“经济差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回退到最传统的框架、习来的偏见，因为大家觉得最安全，可以保障自己利益。社会资源少了，人们自然会想，哪些人不属于这个地方？哪些是不应得的人？
这时候弱势群体更容易被排挤，包括女性，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近年女性正在享有的权利是一个幻觉，权利仍然是别人给的，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在此风气下，女性动辄得咎，两位学者都表示对中国女权前景担忧。郭婷说：“在国家决策的最高层，女性根本是隐形、看不到的，至于其他的女性官员，也只会越来越低调。”
有关政策引起公众哗然，但中国网民的不满情绪很快聚焦在李少莉身上，除了批评她手指着稿子发言过于生硬，也指她身上的耳环和丝巾疑似是奢侈品牌梵克雅宝和爱马仕产品，售价分别为3万和4000元人民币，有“贪腐”之嫌，当地纪委部门表示已介入调查。
除了她的服饰穿搭，舆论更针对她“太精致”的外表作出各种猜测，指她一副“科技脸”，有刀割双眼皮，纹了眉毛、眼线，皮肤是靠医美维持的。
政治风气转变？
“对这位女性官员着装的批判，很符合现在政治风气，”中国女权学者、多伦多大学语言研究系助理教授郭婷对BBC中文说。 “回到传统文化价值，不至于回到毛时代，但很强调社会主义。这次刚好就是在这一次非常性别化的政治局形成后，就出现这样的新闻。”
中国共产党公布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名单，24名成员中“竟无一人是女儿”，打破了过去20年都至少一名女性“入局”的惯例。
郭婷指出，中共“二十大”带出的方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三年前，带有国家资本和政治色彩的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被捕，媒体纷纷关注她的名牌服饰，甚至有专门的公众号去写她是“孟公主”，赞美她珠光宝气。而在更早之前，第一夫人彭丽媛的造型也备受瞩目，很多官方媒体和自媒体分析她的穿搭。 但随着政治风向转变和疫情后经济转差，郭婷说现在已看不到以物质为基础、以女性外表为媒介的意识形态表达。 “几年前，女性的外表，着装上、物质上的精致程度，被视为国力和女性力量的体现，但这个后来就淡出了，现在转变成是腐败和堕落的象征。”
女官员的“双重负担”
在李少莉外表引发争议翌日，内蒙古当局迅速换人主持记者会，改由另一名女官员张晓莺发言。她是当地教育厅体育卫生艺术与劳动教育处副处长，出镜时头发梳起，不施脂粉，戴着大框眼镜，身上没有任何配饰。
但网民对此朴素造型仍不满意，有人批评“这女的怎么看上去这么邋遢呀，头发像几个月没洗似的”，也有人表示“很讨厌不注重仪表，不自律的人”、“不好意思，我只爱看精致的女人”、“先是侮辱我的智商，现在侮辱我的眼睛”。
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课程讲师黄钰萤博士向BBC中文表示，这反映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参与公共空间的困难。 “男性政治人物的身体是无性别的（neutral），性别是隐形的，但女性的身体是有性别的，永远会受注视和攻击。”
她指出这个现象的普世性，在西方，美国的佩林参选副总统时穿搭备受关注，德国的默克尔多次穿同一套低胸晚装被批“太环保”，英国前首相文翠珊（特雷莎‧梅）戴什么项炼也成为话题。而在亚洲，弯湾的蔡英文打扮平实被指“显得国家穷”，香港的叶刘淑仪屡被攻击发型和身材，韩国的朴槿惠被指整容。 “男性政客顶多被嘲笑是垃圾桶，不会被人侮辱他的性器官或长相，没有人会说一个人太帅或太丑不能当总统。但女性政治人物的身体和性别，永远是可以被攻击的点。”黄钰萤说。
她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要承受双重负担（double burden），必须是及格的员工，同时又是及格的女性，“你不能又老又残，不能婚姻破裂，不能永远穿同一套衣服，但又不能花姿招展或者太性感，要求很多”。
有时候，女性特质是“加分”的优势，却随时会变成被围攻的软肋。从旧照可见，内蒙官员李少莉一向打扮精致，有“最美女副局长”之誉，但同一副妆容和发型在疫情记者会惹起公愤。黄钰萤直言：“什么时候要突出女性特质，什么时候要隐藏？这条界线很模糊，女性官员很难做人，人人自危。”
女性沦“替罪羊”？
在严格的防疫封控政策下，中国民众生活大受影响，怨声载道，此时李少莉的表现和外貌受到千夫所指，学者郭婷形容是“替罪羊”现象。
她解释，女性在父权体制下要不被物化，要不被妖魔化，把社会问题的责任转嫁给女性。 “远的有欧洲猎巫，法国大革命怪罪玛丽王后，清朝覆亡归咎慈禧，近一点的有郭美美事件，中国红十字会本来就很多问题，但郭美美成了替罪羊。” 疫情下中国经济陷入衰退，黄钰萤博士预料中国女性将进一步受打压。 “经济不景，男性一直以来可以自我实现的神话幻灭了，他们就会深深质疑自己的男性特质，这时候会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转而消费令他们舒服、可以安抚到他们传统男性ego需要的女性形象，要么就是仇女。”
她指出，全球各地都有这种先例，例如二战后的美国政府着力推动回归传统文化，鼓励女性回到家中当主妇，认为性别分野可以慰藉男性的心灵。在日本，八九十年代经济泡沫爆破后，流行文化中就出现如早安少女组（或称Morning娘）的少女组合，符合男性眼中温柔、服从、性感、容易消费的女性形象。
韩国如是，近十多年经济进入瓶颈，向上流动的阶梯已失效，一方面大量女团兴起，另一方面厌女浪潮越来越高涨，甚至公然仇女的总统也能上台。黄钰萤说：“经济差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回退到最传统的框架、习来的偏见，因为大家觉得最安全，可以保障自己利益。社会资源少了，人们自然会想，哪些人不属于这个地方？哪些是不应得的人？
这时候弱势群体更容易被排挤，包括女性，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近年女性正在享有的权利是一个幻觉，权利仍然是别人给的，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在此风气下，女性动辄得咎，两位学者都表示对中国女权前景担忧。郭婷说：“在国家决策的最高层，女性根本是隐形、看不到的，至于其他的女性官员，也只会越来越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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