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你讲几个关于记者的故事。每一个,都惊心动魄。
一个记者兼妈妈的愤怒
2003年,成都有一个3岁的小女孩惨死家中。她叫李思怡,跟着妈妈李桂芳一起生活。李桂芳没有工作,还吸毒,靠小偷小摸生活。6月4日,李桂芳把李思怡锁在家中,外出盗窃。不想却被人现场抓住,关了起来。
被抓走时,李桂芳拉住车门不肯上车,跪地哀求回家安顿一下孩子,却始终没有被理睬。而后,李桂芳也一直在说自己家里还有个3岁的孩子,请求警察帮忙安顿。遗憾的是,因为两个警员的玩忽职守和种种的阴差阳错,这个事情始终没有被落实。
可怜的李思怡,就这样被独自关在家里十几天。活活饿死了。临死前,她一直在努力求生,手在门上抓出了血痕,小脚都踢肿了。但那道求生之门,却始终没有被打开。而她的死,很难被大众知道。一个三岁的孩子,和她无业流民的妈妈,都是几乎发不出声音的弱者。
幸好,有人打《成都商报》的热线,说了这件事。记者李亚玲知道后,震惊不已。当时,28岁的李亚玲也刚刚做了妈妈。也许是有种感同身受,李亚玲不顾压力,一怒之下将真实报道发在了网上。为了让人相信这是真实事件,李亚玲还写了自己的真名,连自己的手机号都公布了。
正是因为这篇报道的发出,越来越多媒体关注到此事,并持续跟进。最后,在激烈的民愤下,两名涉事警员被判刑,成都公安局局长也因此下课。一个记者兼妈妈的愤怒,为一个无辜的孩子讨回了公道。虽然死去的孩子,永远不会知道了。但这世间公道,对活着的人,意义重大。
一个记者扮成乞丐,闯进了黑砖窑 还有一个记者的故事,更加震撼。不知你有没有听过“黑砖窑”。这世界有很多恐怖的地方。黑砖窑,绝对算其中一个。早几年,会有一些黑暗的砖厂,骗来一些农民或者智障人士,把他们控制起来,成为“奴工”,暗无天日地干活。有狠毒的打手严防死守,不让他们逃跑。
2011年7月,两个浑身是伤的智障孩子从不同的黑砖窑厂逃回家中。都是十几岁的孩子,都遭遇了非人的折磨,都是浑身上下伤痕累累。气愤的家人拨通了河南电视台的电话,想要曝光这些黑老板。25岁的崔松旺,那时是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一名普通记者。
他知道这事儿难办。但孩子那触目惊心的伤,让他下定决心,调暗访查黑砖窑。要暗访,就得先进到黑砖窑。崔松旺了解到,黑砖窑买“智障奴工”,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有人专门负责寻找智障的流浪汉。找到后,有中间人专门过来实地试探。
之后,他们会将这些智障人士强行掳走,以极低的价格卖给黑砖窑的包工头。这些智障者,就会成为黑砖窑里悲惨的“奴工”。最开始,崔松旺假扮成在逃人员,故意接近黑砖窑厂老板。但对方给他端来一晚又馊又臭的面条,他忍着恶心吃完,被对方看出破绽,没过关。崔松旺随后又扮成煤老板,以买人为由联系中间人。
可是他不能提供对方信任的介绍人,计划又失败了。最后,崔松旺决定把自己打扮成智障人士,守株待兔。这个平日光鲜体面的记者,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打扮成智障人士游荡在火车站周边。逛荡到第三天,终于有个白衣男子主动过来和崔松旺搭讪。崔松旺学着智障奴工的样子,前言不搭后语的回答着:“你家是哪儿的?”“可远,河上。”“河上哪儿的?”“河边。”
见白衣男子有点迟疑,崔松旺径直冲到一个凉皮摊前,抓起别人剩下的凉皮就往嘴里填。为了装得更像,他甚至把凉皮的汤汁都舔得干干净净。这个举动,彻底征服了白衣男子。第二天下午,一辆红色出租车停在崔松旺面前,将崔松旺掳走,并以500元的价格卖到黑砖厂。崔松旺“求拐得拐”,实现了计划的第一步。
到了黑砖窑,崔松旺发现情况比预想过的糟糕得多。智障奴工干活的工棚昏暗嘈杂,炽热难耐。监工很悠闲地坐在一边,喝茶玩手机。但每隔5分钟,他们就会站起来抽打那些智障工人。在他们眼里,这些工人不止是赚钱机器,还是取乐对象。
他们会没来由地抽打这些智障工人的脸、后背、下体。看着工人倒地哀嚎,他们会开怀大笑。这些奴工每天要干极高强度的工作,但是连饭都吃不饱。住处更是又脏又臭,根本不像人住的地方。崔松旺一边干活,一边小心地记录着这些令他心惊的画面。在里面待了3个小时后,崔松旺拍到了足够多的素材。
接下来,他开始思考怎么逃出去。崔松旺先是借口上厕所,却被监工呵斥就地解决,还赏了崔松旺一耳光和一鞭子。过了一会儿,崔松旺又哀求监工让他出去喝点水。正好当时机器突然停了,监工也就准了崔松旺的请求。喝罢水后,崔松旺一刻都没停留,趁着夜色,疯狂地向外面的玉米地跑去。
很快,他就听见有摩托车追来了。崔松旺只顾着拼尽全力往前跑,崴伤了脚也顾不得疼,爬起来继续跑。在游过一条河后,崔松旺爬进了一片玉米地。经过几个小时的逃亡,他终于和前来接应的同事汇合。见到同事那一刻,崔松旺一把抱住对方,崩溃大哭。
回到台里,崔松旺第一时间把素材给了警方。警方随即出击,一举捣毁了黑砖窑,并抓获了8个黑老板和相关人贩子。30多名被困多年的苦命劳工,终于重见天日。
崔松旺随后做了三期《智障奴工》的专题节目,在河南电视台正式播出。节目引起极大反响,崔松旺也名气大噪。2011年,他获得了中国正义人物奖。但爆红后的崔松旺,没有放弃记者的职业理想。随后又报道了瘦肉精、假鸭血、地沟油等许多事件。作为一个记者,他值得我们尊重。
他的一篇文章,改变了法治进程 我要讲的第三个故事,曾经轰动一时。2003年3月的一个晚上,广州。服装设计师孙志刚,准备出门去上网。因为当时广州正在严打,夜里独自出门的孙志刚被民警拦住了。
偏偏那天孙志刚身上没带任何证件,于是就阴差阳错地被带去了派出所。而三天后,他被宣布死亡。那三天里,这个27岁的大学毕业生,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噩梦。本来他没犯任何事,被带到派出所后,只要有人带着证件和钱去保释,孙志刚就可以正常出来。
但孙志刚的多位朋友、同事去派出所保释,都被警方拒绝。据猜测,原因可能是孙志刚在里面跟民警“顶了嘴”。第二天,警方把孙志刚作为“三无人员”,送去了当地的收容站。在那里,孙志刚身体不适,又被送去了收容救治站。
当年的广州收容救治站,设在远郊,管理混乱,工作人员素质低下,常常暴力殴打收容人员。救治站里每个月都会有十几个人死亡。孙志刚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个地方,肯定想逃出去,于是在里面喊人救助。
不想,却惹恼了一个霸道的保安,惹来了杀身之祸。保安喊来几个人,让他们一起打孙志刚,“狠狠地打,打死也没事”,“这里死一个人,就像死个蚂蚁一样”。于是,可怜的孙志刚经历了非人的折磨。几个人对他拳打脚踢,跳起来在他背上跺,又把他抬起来往地上摔……
孙志刚被打得受不了,跪在地上求他们别打了。第二天上午,有人发现孙志刚趴在水泥床上一动不动,且呼吸微弱,脸色发紫。十分钟后,他被宣布死亡。后来法医说,孙志刚遭受暴力反复击打,全身是伤,整个背部都是出血区,双肺都是淤黑的,惨不忍睹。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就这样惨死了。
当年大学生还不多,孙志刚是村里的第一个。他的死,给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们被告知,孙志刚死于脑血管意外和心脏病突发。一家人断然不信,千里迢迢来到广州,想尽办法给孙志刚伸冤。
但是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连公交车都不会坐,律师也不会请,处处碰壁。奔走数日,一无所获。正是举步维艰的时候,《南方都市报》记者陈锋听说了这件事。他和同事王雷,决定深入调查。他们见了孙志刚的家人,和他们一起去了很多部门,但要么被踢皮球,要么被轰出来。
两位记者想尽办法去各个部门询问,派出所、收容站、民政局、医院……同时,也一遍遍地跟孙志刚的亲人朋友核实他们知道的细节。还有,他们也好几次去问领导“这样的报道,能不能发?”
因为孙志刚事件背后的关系网错综复杂,不止涉及到收容所,还涉及到当地政府,公安和卫生系统。但主任和总编给的回复,都是:可以。终于,2003年4月25日,一篇六千字的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横空出世。版上还配发了评论:《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全国为之震惊。
人们深感愤怒,更无法理解。巨大的影响下,打孙志刚的人很快被判刑,带头打的保安判了死刑。还有至少20个公职人员被处理。更重要的是,一个多月后,已经执行了二十多年的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两个有良知的记者,一份有担当的媒体,齐力推动了我国的法治进程。如果没有他们,今天可能还会有人在收容所里无辜惨死。
可能很少有人听过王雷和陈峰的名字。但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故事。看到记者的良知和力量。还有很多 有故事的记者,还有很多。比如,2008年曝光“三聚氰胺毒奶粉“的简光洲。他不惧威胁,在《东方早报》上首次指名道姓地发表了——《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
文章引发了中国奶制品行业的大地震。奶制品的行业巨头三鹿企业,一夜之间轰然倒下。多人因三聚氰胺事件被被判死刑。还有。“成全张桂梅的女人”,新华社记者林红梅。2007年,张桂梅想筹办女中,却苦于没钱,举步维艰。有次,她穿着一条有破洞的裤子去开会。新华社的女记者林红梅关注到她,并善意提醒。
那天会后,两人聊了起来,彻夜长谈。张桂梅将自己办校的想法和面对的巨大困难都告诉了林红梅。两个人边聊边哭,边哭边聊。之后,林红梅很快为张桂梅写了一篇专稿——《“我有一个梦想”——访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民族中学教师张桂梅代表》。
正是这篇文章,让张桂梅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此后,在各方力量的帮助下,全国第一所公办免费女子高中——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正式成立。张桂梅终于完成了办学梦想。这才有了之后那些故事。
而记者林红梅,后来也被人们称为“成全张桂梅的人”。也许她当年只是举手之劳。但这小小的举动背后,是深藏于心的善良,是不露声色的敏锐。我们在赞赏张桂梅的同时,也应该给林红梅一个大大的赞。希望这样的记者越来越多。
为了无穷的远方,为了无数的人们
这些年,我们习惯了听记者讲故事。其实很多记者,本身就很有故事。我也是记者出身,听过见过经历过很多事。所以在这个记者节,想把我记忆深刻的几件事,讲给你听。我知道,因为一些失实报道,确实有些媒体的记者风评不好。也有些网友,会因为一两个无良记者,而否定了这个群体。
我理解,但不赞同。因为大多数记者,还是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力所能及地贡献价值。其中更有一部分,有良知,有勇气,有使命感,有职业精神。一直在为了“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而努力奋进。我们应该知道他们。应该在今天,向他们道一句:谢谢,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