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产后忧郁风险，丹麦、德国、日本产后照顾公共化接住育儿家庭

发布时间:2022-07-28 11:16

标签: 营养辅食

我国台湾省产妇的产后忧郁盛行率高于其他国家，尽管卫福部有针对弱势家庭的孕产妇给予关怀服务，但是3年来的服务个案少，一般产妇也不在照护范围内。其他国家是如何做好产前、...

我国台湾省产妇的产后忧郁盛行率高于其他国家，尽管卫福部有针对弱势家庭的孕产妇给予关怀服务，但是3年来的服务个案少，一般产妇也不在照护范围内。其他国家是如何做好产前、产后照顾，用国家的力量照顾育儿家庭？

去年11月，一名35岁王姓妇女，因罹患产后忧郁症，以毛毯、塑胶袋闷死年仅2月大儿子后，自杀未果，她在自首后写下自白书：「宝宝走了...是我害的，因为我根本不了解他，...虽然长辈说是为我好，却不知道这已经造成我的压力了，连母乳都没有了...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我对不起他。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重新来过，可惜说什么都太晚了。」

在此之前，另一名吴姓妇人因丈夫在外工作、仅周末返家，独自撑起长子及早产次子照顾工作，罹患产后忧郁症的她，因感冒多日，忍不住殴打哭闹的次子致死。她在法庭上说，每天都很负面、压力很大，直到现在接受治疗吃药，精神、身体才慢慢恢复。吴妇丈夫也替妻子求情，长子很黏妈妈，次子的生活与复健都是妻子一手处理，这些他都不敢做，妻子是很认真的妈妈。

台湾产后忧郁症盛行率高缺乏公共化照护

类似的新闻案件总是一再发生，让孕产妇心理健康与需求议题浮上台面，可惜讨论火花稍纵即逝，直到下一次悲剧发生。台湾女性发生产后忧郁症机率约为10%～26.8%，在国际间属于高盛行率的国家，进入孕产期的女性，除了要面对身体和生活的变化，还要承受伴随而来的母职调适与社会期待。

女性在怀孕和产后的心理健康会影响到新生儿的照护和健康，所以产后忧郁时常与儿虐问题被绑在一起讨论。国民健康署于2017年起以「高风险孕产妇健康管理试办计画」，提供高风险及弱势族群（如未成年、受家暴、偏乡等等）女性孕期至产后6周的个案管理关怀追踪及转介等服务。

但这个政策只针对特殊个案，2017年至2020年5月，仅5,766位孕产妇接受服务。无法进入这个共同照护网络的一般产妇，在台湾坐月子的传统下，有些由长辈照顾，或请月嫂到府服务，但近年产后护理机构（坐月子中心）最为盛行。

为了接住产后忧郁的产妇，心理师谢明慧建议，产后护理之家和月子中心都可以增加相关教育训练，也可以与治疗所合作，当产妇有低潮倾向时，及早转给心理师，对产妇来说，不用去医疗院所求诊精神科，求助门槛也会降低。其他国家又是如何做好产前、产后照顾，用国家的力量照顾育儿家庭？

丹麦：公卫护士家访、家长支持团体共同育儿

2019在丹麦怀孕生子的 Tina，因为夫妻俩人旅居国外，对于第一次当爸妈十分紧张。提及丹麦的产后照护，Tina 直言，让她获益最多的，是产后72小时来访的公卫护士（sundhedsplejerske）。

公卫护士会在一年内到产家访视六次，宝宝刚出生的第一周来一次，接下来是一个月、两个月、四个月、六个月、十个月，她会检查宝宝身高体重、喂奶频率与大小便，提醒Tina夫妻随着宝宝成长，可以增加不一样的亲子互动等等，每次几乎待上一个小时左右，「这是我觉得丹麦生产医疗最棒的一环，护士对我们家有一定的了解，她会观察整个家的状况，伴侣是否有支持育儿，她还问我有没有独处休息、出门散步的时间，当宝宝开始吃副食品时，她也会和我讨怎么准备与喂食，我们建立起彼此信赖的关系。」

同样在丹麦怀孕生产的 Angie，产前参加了两次医院给准爸妈的课程，一次是关于生产的说明与生产时缓解疼痛的选择；另一次是关于哺乳和照顾新生儿技巧。

产后，她还参加了由公卫护士组织的「妈妈团」（Mødregruppe，英文是mother’s group），在公卫护士的安排下，社区内孕期相近的女性会结成群组（婴儿6-8周大时，聚集约6位同时分娩的母亲），在定期聚会时交流宝宝睡眠、饮食、健康等问题，或是到彼此家里聚会、一起去公园散步、带着婴儿去游泳。

妈妈团之外，丹麦同样也设有「爸爸团」，让请育婴假的爸爸可以彼此相约育儿，市公所甚至提供爸爸育儿专用的室内场地，安排演讲和讲座，让爸爸有机会结识其他父亲，整体社会文化非常友善父母育儿。

德国：妇产科照顾伤口也照顾产妇身心

今年一月刚在德国成为新手妈妈的思昀，意外提早剖腹产，产后住院六天，进入不断抽血、打抗生素、吃药、挤奶的循环中，非常有产后低潮的可能，但德国妇产科非常重视产妇身心状况，当思昀知道宝宝有六根手指头时，她在病房看着窗外流泪，想着是不是自己不够小心，才让宝宝有这样的状况，刚好医生前来问诊，发现她在流泪，马上拉着椅子坐下，耐心倾听她的担忧。医生这种以产妇为主、用理所当然的态度马上采取照顾行为，接住了她的情绪，忧郁也一扫而空。

在住院期间，有医生问诊每天关切，也有社工关心心情、助产士检查伤口、擦澡、清恶露。甚至在出院后，医护人员也安排她练习接手帮宝宝换尿布、更衣、拍嗝、亲喂和使用乳盾等育儿技巧。

虽然医生和助产士鼓励亲喂，但产妇会拿到一张可到药局租用电动挤乳器的处方签，大大减轻经济负担，也让产妇在哺乳方式的选择多了支持和弹性。

和很多新手妈妈一样，出院后思昀哺乳并不顺利，不过政府在产前就安排好的助产士 Mona 很快到家里，协助规划亲喂的节奏和技巧，也示范帮宝宝洗澡、带宝宝出门、安抚宝宝，「她总是认真倾听和肯定我的努力，告诉我，You are doing well, Szu-Yun。」这样的助产士访视共有约12次，刚开始是每天来，之后变成一周、两周、一个月，直到宝宝满三个月才退场，新手父母才终于「毕业」。

当初怀孕时，思昀很紧张问医生大概准备多少钱，医生满脸疑惑得说：「听不懂这个问题。」本来以为是语言沟通不良，实际上是德国人只要有公保，生产费用就会有保险公司支付，就连产前提供给准爸妈的分娩与婴儿护理课程，妈妈部分也是由保险支付。思昀忘不了医生困惑的表情，「难怪这里生育率那么高了。」

日本：公共化的产后照护机构，减轻经济负担

邻近的日本，产后照护的文化和台湾类似，但是在「做月子」这件事上却是透过公共化的服务，来减轻经济负担。

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性别文化学文化中心助教曾璟蕙，忘不了自己生产后只休息了3个小时，就自己走去喂奶，在住院的5天内，有助产师传授各种育儿技巧与经验，「生产不是生病，产妇怎么能躺着，虽然日本推动母婴同室政策没有那么明确，产妇可以自己决定是否推回婴儿室，但我观察，很少看到婴儿室里有宝宝。」

表示，日本妈妈出院后，大多是在婆婆或妈妈协助下，合力照顾婴儿，如果没有后援，也能以每晚3,750日圆（约台币874元）延长住院时间（最长1周），或是申请1个小时500日圆（约台币116元）的家务育儿帮手（上限20小时）在家育儿。

在此之后，多数妈妈就要开始独力照顾孩子，虽然这个现象导致日本妈妈产后忧郁比例高，但也间接让日本社会对产后忧郁知觉性也高，一般男性都知道女性产后到半年情绪特别低潮敏感，感觉忧郁的妈妈也会主动咨询，或是每天到社区公民馆、亲子馆、公园，互相交流经验，让自己有个纾压、吐苦水的管道。

为了处理产后忧郁与防止儿童虐待问题，日本产后照顾设施以公营为主，是各县市没有统一作法，依照预算发展措施，找助产院或医疗诊所合作。

以奈良的产后照顾中心为例，服务对象为区域民众，限定产后一年内、没有育儿资源、妈妈身心状况不佳或是自认无法育儿的女性。产后照顾中心会协助女性调理身体与哺乳咨询、育儿指导，一天含三餐6千日圆（约298.92人民币），如选择通勤不住宿，则为3千日圆（约149.46人民币），不过无论哪一种都只能使用七天。

至于私人的产后照顾中心，则是用来当紧急备案。日本妈妈大多是在伴侣外地出差、帮忙育儿的长辈有事时，才会临时住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属于紧急育儿备案，而非让产妇休养之用。

以全面性孕产照护设计，减少产后忧郁风险

日本人很羡慕台湾产后护理机构的服务，但一晚动辄5千元以上的房价，还要住上好几周，从怀孕到产后要花几10万元，甚至更多，高昂的费用让人却步。

她分析台日差异，台湾妈妈看似比日本妈妈幸福，有选择如何坐月子的自由，不用生产完只能靠自己，但这些产后照顾是花大钱换来的，「台湾政府应该编预算提供公共化的产后照护机构，并可参考日本模式，让助产师、泌乳顾问等分娩与育儿专业人士提供妈妈好的照护，最重要的是，要将女性置于产后护理的中心，不分阶级，公共化产后服务应是国家福祉的重要环节之一。」

呼应曾璟蕙的想法，台北医学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副教授施丽雯也建议，政府若要推动真正友善女性的生育政策，应提供全面性孕产照护设计，例如将能提供专业提供助产照护的助产师纳入产科医护团队，并在孕产期间提供产前关怀与产后访视，减少产后忧郁风险。